南京失陷的消息傳出后，不僅滿清合朝震驚，古老的中華大地為之震驚，就連世界都為之震驚。
咸豐皇帝震怒之下，打破不知道多少玉器碗盞，但這次他沒有發(fā)火的對象，欽差大臣陸建瀛以下守江寧的將弁幾乎全部陣亡，冷靜下來之后，咸豐又只得下詔罪己。與前面長沙失陷下詔罪己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如此罕見的頻頻罪己，讓人感覺到咸豐是在作秀。
陸建瀛死訊傳至北京，清廷認為他屬于“死節(jié)”，想大加贈恤。但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長之役中見死不救，并說他遁還金陵后，又與將軍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堅城十二天被陷。“其被殺于黃家塘十廟地方，是已逃而終不能逃，非陣亡自盡者，不可同城亡與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認為有理，只賞還其總督一銜，算是對這個庸官的恩恤。老陸此人，實無大略，乃清廷之中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時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只會荒誕騙民，粉飾欺君，肯定沒有好下場。
面對占據南京的太平軍，咸豐恨不得一口把他們吞掉，但恨歸恨，打仗還是得靠那些驕兵悍將們，于是滿人和春被咸豐重新啟用官拜江南提督，也準備重上戰(zhàn)場，跟著咸豐嚴令江北的琦善和江南的向榮，勒令他們南北進剿，剿賊于金陵城內。
同時西王的大名接二連三的出現在各地呈給咸豐的奏折之中，湘鄂贛蘇各省官吏一致認為，西王此獠兇頑狡詐更甚洪楊二賊，死于此賊之手的文武大員不下數十員，實乃本朝第一號的反賊，于是清廷對西王人頭的懸賞甚至高過了洪楊二人。
而全國各地的義軍聽聞這個消息則是歡欣鼓舞，很多反清幫會開始密謀準備舉旗反清響應太平天國，而當中就有松江等地的天地會、小刀會、紅錢會等，正是他們醞釀了后來震驚中外的小刀會上海起義。正謀劃進兵蘇浙、上海的西王蕭云貴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勢，白澤堂的童強勝早早的帶著人手趕往松江、青浦、上海等地聯絡當地的天地會、小刀會等幫會去了。
其實除了清廷和義軍之外，還有第三股勢力正密切關注著太平軍的一舉一動。不錯，他們就是英法美等列強。自從《江寧條約》簽訂之后，上海開埠，因其水路便利，附近物產豐富等原因，上海開始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華對外第一貿易港口。在上海擁有租界的列強們，對太平軍攻陷金陵城都震驚不已，他們擔心太平軍的迅猛擴大之勢會威脅到他們在華利益，因此紛紛更加關注起這支中國的叛軍來。
時任英國使華全權代表兼香港總督的文翰，就立刻向倫敦發(fā)去報告，分析南京被太平軍攻陷之事對滿清政府的影響：“現在南京的陷落已經成為事實，中國滿清政府將受到自變亂發(fā)動以來所未曾有之嚴重打擊。南京城是中國的故都，以及其在歷史上的關系，在中國人心中如何重要，暫時不論，就以南京城的地勢而言，南京城在揚子江岸，在帝國的中央，接近運河，叛軍想要的話，他們可以輕松阻礙一切交通，甚至切斷米糧運往北京的水路。如此重要的地方，現在被強有力的大隊武裝叛軍所占據，這個事件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忽施的，它一定會影響到英國在華利益。我建議迅速與占據南京的叛軍展開接觸，以便我們對這些發(fā)展迅猛的叛軍有更加全面和準確的判斷。”
文翰勛爵在發(fā)出報告后，他沒有等待下去，而是開始從香港往南京進發(fā)。
清咸豐三年三月，在叛軍占領南京二十余天后，文翰勛爵從香港啟程，乘英國遠東艦隊的“哈爾米士”（hermes）號快克船（巡洋艦）急急匆匆來到上海。“哈爾米士”號是一艘汽機風帆雙動力木殼三桅大艦，艦長七十六米，艘體用雙層橡木板制造，每層厚達四十二厘米，打造這樣一艘大艦，至少得用六百顆巨大的千年橡樹，它的風帆總面積為一千一百二十平方米，汽機動力三百六十馬力，艦艏安有堅固的沖角，排水量一千三百噸，艦上配備了三十四門后裝線膛炮和一百一十六名乘員。“哈爾米士”號艦體烏黑發(fā)亮，米字旗迎風招展，耀武揚威的開進了黃浦江。
黃浦江畔修商館筑道路建工廠，初步形成“十里洋場”的格局。黃浦江畔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洋人把黃浦江兩岸的風水寶地搶購一空，一些宏規(guī)巨制的大碼頭大船塢大貨棧還未完工，卻已逞現出鱗次櫛比的勢態(tài)：順泰碼頭、怡和碼頭、太古碼頭、郵船碼頭、公和祥碼頭、德泰碼頭、萬聚碼頭、寶順碼頭、利川碼頭一家挨一家，每個碼頭都能停靠載重數千噸以上的跨海洋輪，碼頭后面是一排排整齊劃一的大棧房，每天吞吐著成千上萬噸貨物。
華商經營的公義碼頭、王家渡碼頭、楊家渡碼頭、董家渡碼頭、老白渡碼頭等只能停靠載貨數百石的平底船和渡船，與洋碼頭相比，這些碼頭就像大山旁連的土丘，又小又寒磣。洋碼頭上堆滿了行將外銷的生絲、白絲、黃絲、木棉、茶葉、瓷器、古董，和即將銷往內陸的大宗洋布、洋鐵、洋釘、洋蠟、玻璃、鴉片、五金器具和煤炭。人們在碼頭和貨棧附近隨處都能看見高鼻藍目奇裝異服的洋人和受雇于他們的印度人、馬尼拉人和黑人，若不是一伙伙、一群群拖著辮子的苦力在洋輪旁邊扛大件，人們難免要問這兒是不是中國的土地。
“哈爾米士”號在順泰碼頭靠岸，遠東艦隊提督何伯（jameshope）上校陪同文翰一起下船。順泰碼頭距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不遠，領事阿禮國(ruther
fordalcock)正在碼頭上候著。文翰勛爵一下船，他就畢恭畢敬陪他登上一輛雙輪皮篷馬車，馬車裝飾極為豪華，黑漆車轅黃銅擋泥板擦得锃亮，車篷頂上插了一面英國小旗，頭戴大纏頭的印度馬夫坐在高高的馭座上“噢——呀”地叫著，鞭子甩得“啪啪”響，兩匹白鼻栗色大洋馬牽著車子“篤篤”快跑，膠皮輪子在石板道上壓出“轆轆”的滾動聲。
文翰勛爵四十七歲，長著一顆典型的撒克遜長顱，金發(fā)赪顏，高鼻深目，下巴上蓄著濃密的胡須，冷峻的眼神中帶有幾分憂郁。阿禮國頭戴黑呢大禮帽，帽沿下露出一縷亞麻色的頭發(fā)，眼珠逞淺灰色，嘴角上掛出一絲難以形容的微笑。
阿禮國告訴文翰，中國叛軍攻克江寧后，鎮(zhèn)江、瓜州相繼落入叛軍手中，而且據滿清政府提供的一些情報，叛軍還在大規(guī)模向東面集結兵力，目標很可能是杭州、蘇州等地，甚至是上海。為此上海紳民和清軍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租界內的英商和僑眷們懸揣不安，誰都不知道叛軍何時進攻上海，更不知道叛軍會不會遵守大英帝國與清政府簽訂的《江寧條約》。文翰有點兒吃驚，他沒想到局勢變化得如此迅速，決定一到領事館就召開局勢分析會。
領事館是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三層洋樓，花崗巖打底大石條徹墻，半圓型穹頂上飄著一面紅底藍道“米”字旗。透過會議廳明亮的南窗可以俯瞰黃浦江，大小洋輪和中國民船如梭子似的在江面穿行，不時可以聽到江面上的船鐘聲和牽夫水腳沉悶劃一的號子聲，透過右窗可以看到蜿蜒流淌的蘇州河，簡陋齷齪的烏篷船小爬蟲似的擠在兩側，只在中央留出一條狹窄的水道，被中國官府稱之為“船戶”的漁民世世代代吃住在烏篷船上，河道里的污水垃圾順流而下，匯入黃浦江，隨著潮漲潮落漂入大海。
蘇州河對岸是上海縣城，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造的，距今已整整三百年，遠看烏烏壓壓近看斑駁陸離，被風雨硝蝕的城墻上長著一叢一簇的荒草，雉碟后架著數十門笨重的清軍大鐵炮。
文翰下了馬車，進了領事館會議廳，他脫下黑呢大氅，遞給在旁邊侍候的印度侍者，轉身坐在一張維多利亞式的獅爪沙發(fā)上。他從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遞給阿禮國一支，自己叼起另一支，阿禮國替他點燃。
文翰深深吸了兩口，緩緩說道：“我接到了你的報告，上海道吳健彰想雇用我國兵輪協防長江，阻止叛軍進攻上海，但是，在我們弄清叛軍的根底前，皇家海軍不能介入中國內戰(zhàn)。”吳健彰的官銜是蘇松太道，管著蘇州、松江、太倉三府十一縣，上海是淞江府的下轄縣，但英國人嫌“蘇松太道”拗口，總是稱他“上海道”。
何伯上校哼了一聲道：“雇用我國兵輪協防上海，應當由中國皇帝派秉權大臣與公使協商，怎能由一個小小上海道臺出面？這是外交上對大英帝國的蔑視，絕對不能容忍。”何伯三十多歲，中等身量，濃重的海獅胡須梳得一絲不茍，他穿著一身筆挺的藍色斜紋布海軍服，皮帶左側掛著一柄短劍，劍柄嵌著一顆翠森森的綠寶石，一派典型的英國海軍作風。
阿禮國忍不住笑道：“何伯上校，大清皇帝還沒有學會怎樣與文明國家交往，總是讓地方官與所謂的‘洋夷’打交道。吳健彰與我打交道時經常閃爍其辭，我有時弄不清楚他究竟代表誰，代表朝廷還是代表本地政府，或者僅代表他個人。”
文翰沉吟片刻后問道：“阿禮國先生，你對太平天國了解多少？”
“公使閣下，中國的這場大規(guī)模內戰(zhàn)打了兩年，滿清政府從來不發(fā)布任何的官方消息。我至今還不知道誰是太平天國的首領。不過有趣的一點是，從滿清政府公布的懸賞名單上看來，他們的首領似乎是一個叫蕭朝貴的人，因為他的賞格最高，比什么韋政，什么楊秀清，什么洪秀全都要高。其余的情報就是香港《中國之友》（thefriendofchina）報上的文章，里面全是根據中國商人、逃難百姓傳言和在華傳教士的信函撰寫的，道聽途說，經手轉譯，以訛傳訛，令人難以采信。有人說太平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有人說是改信基督教的叛軍，還有人說是一股勢力強大的民間幫會，總之說什么的都有。滿清政府不允許我們深入內地，我和領事館全體人員一直呆在上海，只能霧里看花，無法評估這只突然崛起的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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